事实上，文明本身即源于教育，一个国家的政治价值观终究取决于教育和文明的塑造。

一人多职的选举惯例一方面可以将形式上分立的权力整合起来，缓和权力冲突，但另一方面这种惯例同时又突出了形式分权与实际集权之间的背离。关键词:  中国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宪政制度;党与国家之间的分权   强世功[1]教授发表过一篇关于中国宪政体制的文章：Written and Unwritten Constitutions： A New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China（中文版题为《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2]，以下是这篇文章的摘要： 批评过去30年以来中国宪政研究的形式主义局限性，本文从中国宪法文本与宪政实践之间的背离问题入手，提出了从实践历史角度来理解中国宪政秩序的新思路。

此外，强世功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体制包含在了中国成文宪法之内，所以，全国人大的橡皮图章功能是在国家行政框架内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正当化（Jiang,2010：25）。强世功教授正确地指出了中国国家宪法这一文件并不代表着中国宪政秩序的全部。强世功教授从不成文宪法的法理学基础前提出发，提出在20世纪下半叶成文与不成文宪法之间所形成的形式区分事实上是一种虚假的区别。强世功认为，任何现代宪政体制都含有成文的规范性与不成文的习惯性因素（Jiang， 2010：18-20）。强世功认为1982年的分权宪法导致了各权力机构的互斗，逐渐加深政治利益集团间的矛盾，最后酿成了1989年的悲剧。

中国共产党作为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的阐述者与维护者，中国的宪法秩序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路线的表达方式。第四，即两个积极性原则在中国宪政框架下有普遍的适用性。正在这个时候，华炳啸所长、胡星斗教授、江平教授和郭道晖教授等人提出了宪政社会主义的理念，我感到非常好。

客观地看，宪政社会主义学派还处在形成过程中，还需要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及其思想共识的支撑。这就难免官官相护的弊病，难以更有效地依靠民众克服权力腐败，这是旧宪政主义的缺陷。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要想成功就必须继续得到民众支持，必须要有广大民众的参加。我最近写了一篇《2050年中国宪法》，其中99%的内容都是宪政的内容、普世价值的内容，当然也是关于社会公平公正的内容。

还有，抗战时期中共所说的宪政几乎是民主化的同义词，缺乏真正的宪法、法律意识。我当初也是思考了很久，采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也就是像王教授所说的，实际上也有政治安全性的考虑。

上午我在回答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没有顾上给出明确的答案，但在内心深处，在主观上我有一个期望，从我的学术立场和学术信仰来说，我是希望立足于社会主义学理创新、制度创新，通过宪政路径为当代社会主义找到新的出路，通过宪政建设使社会主义赢得新生。我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以社会至上为主义，也就是以社会的主体--人民至上，以社会为本位，而不是以国家为本位。四是2009年宪政派聚会，宣布出现宪政派。这里既有共识又有差异，共识是原有的共识，差异基本上也是原有的差异，交汇交叉并不多。

也就是说，我主张除了国家权力的内部制衡而外，更要强调从外部以社会权力制衡国家权力，以公民社会来制衡政治国家。张木生说过，研究新民主主义就看本书就够了。他给论敌编织了一顶宪政派的桂冠。按照这个定义，宪政社会主义思想不是从中国发源的。

  以普遍幸福主义超越自由主义 王占阳：我要讲的第二个问题是我的一些基本观点。不过，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学派里的多数学者并没有把希望寄托在哪一个领导人的身上，没有这样的意识，我们只是觉得习近平这一届中央领导班子有可能开创新局面，而我们的研究成果也有可能被关注到，或者对他们有所启发。

华炳啸也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社会主义即以公民社会为主义》，可见我们宪社学派都很重视社会力量，主张确立人民的主体地位，通过社会力量来制衡国家力量，这样才能对规限官僚权力体制更有效果，特别是对今天的中国来说更是这样。在东方社会，宪政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性要素，社会主义可以称为宪政社会主义。

所以我说你们约请的这几位宪政社会主义学派的代表性学者的确很有代表性。在这场争论中，我和郭道晖、童之伟教授在美国的《侨报》上发表了支持社会主义宪政的文章。有人讲是社会主义宪政，不是宪政社会主义。我在1995年怀着崇敬的心情到北京拜高放先生为恩师，此后成为忘年之交，有深厚的师生情谊。经过文革无法无天的惨痛教训，邓小平特别重视依法治国。王占阳：宪法具有最高权威地位，这是不容置疑的。

希特勒版本的社会主义就叫做国家社会主义（纳粹就是它的简称音译），我们不搞国家至上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以社会为本位或者以人民为本位，进而以人为本位。1949年以后，中国官方不再使用宪政这个词，但在中共高层还是有一位宪政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这个人谁都知道，但都不知道他是宪政社会主义者，这个人就是邓小平。

但是很大程度上我又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目前中国不能不走的一条道路而非目标，宪政社会主义很有可能就带有目前中国社会的一些特点，如必须尊重现有的秩序和权威，这样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宪政。但是我的确更多的是宪政主义者，只是从策略的角度认为现在要推行宪政社会主义。

孙中山的民生主义是一种社会主义，他的民权主义也是一种宪政民主思想。  转型中的民主过渡与宪政巩固 王占阳：宪政社会主义既是现阶段我们需要打起来的旗帜，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要从两个结合当中理解中国学者所说的宪政社会主义。

最根本的是，民主化进程必须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现代化走到哪一步，民主化也走到哪一步，既不能严重冒进，也不能严重滞后。我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关注学理上的研究，我这个人的特点是比较重视理论在实际中的应用即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  宪政社会主义是效率与公正的结合 胡星斗：今天请来的人都是很有特色的，郭道晖教授我认为是国内研究宪政最权威的，王占阳教授是研究社会主义最权威的，华炳啸所长是研究宪政社会主义最权威的。最后再回答一下访谈提纲里的一个问题，也即第三世界国家的宪政民主道路问题。

在1988年11月我生日的那一天，我甚至效仿费边社组建了一个20余人的民间学术社团，被戏称为小费边社，一直开展活动到1997年，开过好几届年会，办有内部交流刊物，而通过渐进的、和平的、立宪的办法来开创人民民主宪政的社会主义新路的思想，正是我们讨论的主题。我在1987年中学休学的那段时间有幸读到了这两篇文章，因为当时我是学校里的文学社的社长，也是萧伯纳的粉丝，对费边主义式的改革理论也很有兴趣，所以查到了这些文章，受到了很大启发。

邓小平还主张，实现宪政民主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实行新权威主义的改革。但不是根本推翻现行宪法，不是另起炉灶。

对于欧洲来说，则恐怕是有关的法治不足，对某些大众的贪婪控制不力。我刚才说，宪政社会主义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一个切入点，就是这个意思。

在美国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的背后，那些表现为政治制度上的缺陷，其实后面也有文化问题。也不是卡扎菲号称的大众社会主义，那是独裁社会主义。在这次研讨会上，我和周瑞金、郭道晖、周树志、梁仲民、王占阳等十余位学者都倡导了宪政社会主义，我们还给每位与会学者都赠送了一本《宪政社会主义论丛》创刊号，第一辑的主题是大国复兴的宪治之道，《社会科学报》有整版的会议专题报道，《陕西日报》等媒体也都有报道，从而使宪政社会主义广为传播，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只要你赞成在中国实行宪政，让权力受到约束，让公民权利得到保障，同时也赞成在中国要实行以人为本的、以社会为本的社会主义，就都可以来参与到我们的学习讨论中来。

我们用宪政社会主义这个概念，实际上就是强调，不能用鱼龙混杂的各种名目社会主义来规定宪政，而要用民主宪政来规限社会主义。前几年批普世价值我也是被批判的对象之一，我有系统的论文反驳之。

所以，要想了解宪政社会主义，首先就要把这几个界限搞清楚：宪政社会主义不是一个政治派别，不是一个政治运动，也不是有组织的团体，而是正处于形成发展中的、学术性的、开放性的、松散的、包容性的学派。譬如，在《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4期上王德祥发表文章指出：宪法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实施宪政的新阶段。

之后就有一个叫宋鲁郑的作者，好像是位住在法国的华人，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就叫做《中国的宪政派何以误国误民》，对主张宪政的学者发动攻击。我们为倡导宪政社会主义提供了第一个学术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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