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颁布法律法规之前，不会采取没有法律依据或试验性的行政措施。

而司法权中央事权化必将导致司法事权支配司法职权，这不但不利于解决司法行政化问题，甚至反而可能强化它。裁决就是要重新明晰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实现对权利的救济和保障。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司法权中央事权化的一般逻辑却就是强化中央和省级的统一控制而不是相反。现实中，最高法、最高检不断进行的司法解释甚至司法指导意见都已然侵蚀了立法权，如果最高司法机关还可以进行司法体制的改革，那么必然架空了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立法权。因为没有什么理由能够证明司法权中央事权化并委托省级部门主管后就能解决人的问题。[③]参见孙笑侠：《司法权的本质是判断权——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十大区别》，《法学》1998年第8期。[⑧]参见杨小军：《法治中国视域下的司法体制改革研究》，《法学杂志》2014年第3期。

  摘要：司法权本质上属于中央事权的判断为中央统一开展司法改革提供了理论前提，但是这种判断却将司法权的法理内涵和本质规律与政法语境下的政治要求混同起来，从而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的难题。事权往往与财权相关联，食君之禄，忠君之事，阐述的就是财权支配事权的基本逻辑。而最重要的是，试图将法律职业的行动和社会影响只局限于经济等非政治性领域的想法和做法，虽然是缺乏制约的公权力的天然诉求，但迟早会在历史的车轮滚滚中化为尘烟。

[17] 1993年《司法部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可以说，中国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至今还是山重水复疑无路，但近年来律师业内的种种集体行动却又让人看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些许希望。【关键词】法律职业 政治  规范  集体行动 纵观当今世界，法律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愈发密切。[13]这两个分支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法律职业内部的政治动员及其对抗国家权力的集体行动，也就是说，法律职业不但要在国家的干预之下维护其自主性并与国家权力共生，而且要通过个体或集体的行动来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乃至社会的基本政治理念。

[24]《大牌律师转型》，《南都周刊》2011年第22期。至少，紧闭的国家体制大门与很不理想的司法环境并没有打消中国律师的政治诉求，还有相当一部分律师在用他们每天的日常工作来推进司法和政治体制与法治理想的接近。

虽然早在1933年卡尔-桑德斯和威尔逊（Carr-Saunders Wilson）对英国职业的经典研究中，就曾提出职业以知识服务于权力（bringing knowledge to the service of power）的命题，但此后四十年的职业社会学研究大多集中于职业化以及市场垄断等问题，而对职业与国家的关系论述甚少。最后，法律人针对政治变革的集体行动层出不穷，从美国的民权运动到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律师和法官在变革过程中都起到了显著作用。【注释】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特别研究员，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社会学系、法学院助理教授，美国律师基金会研究员。文章首先对国外法律职业研究中关于法律职业与国家关系的研究做简要综述，然后转向中国法律职业，分为规范体制、集体行动两部分，以律师业为例，分析法律职业在国家体制内外的结构性约束与政治动员过程。

[2]直到今天，虽然经过了三十多年的法制建设，中国律师业依然徘徊在国家政治体制之外，几乎没有参政议政的正式渠道，而身处国家体制内的法官和检察官的活动空间也基本只限于司法领域，而无法进入更为广阔的政治舞台。[10]而社会学芝加哥学派在职业研究领域的代表人物阿伯特（Andrew Abbott）则认为，职业和国家构成了两个相连的生态系统（linked ecologies），两个系统中的行为主体通过枢纽（hinge）化身（avatar）等连接方式寻求盟友、交换资源，从而改变职业和国家内部的各种互动关系。正视法律职业的政治命运，不仅是法律人的责任，更是政治人的警钟。然而，共生理论也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共生的行为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是否平衡。

[1]Terence C. Halliday and Lucien Karpik (eds.), Lawyers and the Rise of Western Political Liberalism: Europe and NorthAmerica from the Eighteenth to Twentieth Centuries, Oxford: Clarendon Press(1997). [2]徐家力：《中华民国律师制度史》，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14]但在国家规范方面，律师业的管理体制在三十年之间却潜移默化地产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为比较干预理论与共生理论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

英国学者约翰逊（Terence J. Johnson）在一篇关于英国职业发展史的文章中指出，即使在英国这个被许多人视为职业自治历史最悠久也最稳固的地方，也并不存在职业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地开拓市场而不受国家影响的所谓英雄时代，相反，无论是在资本主义兴起时的英格兰，还是在大英帝国鼎盛时期的各个殖民地，法律职业的发展都受到了国家行政和司法体制变迁的实质性影响，并成为构成科层制政府的一支中坚力量。而在北京、上海、深圳这些律师业最发达、律师数量最多的城市，律协的会费总额在近年来已经达到了每年几千万元。

（2）共生理论（symbiosis thesis）。[26]律师团现象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律师对抗公权力的集体行动从虚拟、抽象的网络论坛走向了真实、具体的司法实践，虽然目前直接参与者还不多，其影响范围也仅限于少数焦点案件，但由于媒体和网络的及时跟踪报道，律师们对司法过程中各种乱象的质疑和挑战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并开始得到国家最高司法机关的重视，其未来发展趋势如何，还要取决于国家对律师业关于司法公正、程序正义、温和政府、公民权等政治诉求的宽容程度。蔡定剑：《历史与变革：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以公益诉讼为例，其案件类型从铁路春运涨价到机场高速逾期收费，从性别、身份、教育等方面的平等权到消费者权益等，有些案件看似鸡毛蒜皮，但其中所涉及的公民法律权利却是根本性的。[26]Terence C. Halliday and Sida Liu, Birth of a Liberal Moment? Looking through aOne-Way Mirror at Lawyers Defense of Criminal Defendants in China, pp. 65-107in Fighting for Political Freedom: Comparative Studies of the Legal Complexand Political Liberalism, eds. T. C. Halliday, L. Karpik, and M. M. Feeley,Oxford: Hart Publishing (2007). [27]徐卉：《通向社会正义之路：公益法诉讼理论研究》，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但两不四自并不意味着律师业彻底摆脱了国家体制的约束，在把律师从国家体制内推出去的同时，司法部也提出了沿用至今的两结合管理体制，即司法行政机关的行政管理与律师协会的行业管理相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对律师业进行宏观的监督和指导，律师协会则承担具体的管理职能。

[20]中国律师业三十年发展历程的大多数时间里，其集体行动基本上处于一种休眠状态，无论是在国家体制内还是脱钩改制之后，律师都被牢牢地绑在司法行政机关的规范体制之上，并受到公、检、法等司法和行政机关的多重约束，几乎没有在体制之外形成自发性政治行为的可能性。[20]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自1990年代以来，每个中国律师每年年检注册时都要交纳一定数额的费用（不同地区几百至几千元不等），这笔费用曾经叫作管理费注册费，在《行政许可法》颁布之后，则换汤不换药地改成了律协的会费。布尔雷奇（Michael Burrage）关于美、英、法三国的大革命中律师业政治行为的历史研究为干预理论提供了另一个实证支持，革命对这三个国家的法律职业的冲击塑造了律师与国家关系的不同形态，而这些差异在之后的两个多世纪里得到了较为稳定的延续。

[27]与刑事辩护和涉及敏感人群的政治性案件相比，公益诉讼的风险相对较小，法院受理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而且还容易获得主流媒体的关注，因此一度引起了许多律师和其他法律服务人员的兴趣，甚至连一些没有法律执业资格的法律爱好者都以公民代理的方式加入到公益诉讼的实践中。【摘要】本文试图对法律职业研究的政治维度做一次理论探讨，并结合中国法律职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提供一个理解法律职业之政治命运的分析框架。

[11]也就是说，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关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水乳交融，法律职业的命运与国家的政治走向密切相关。（3）动员理论 （mobilization thesis）。然而，在集体行动中走在最前面的律师也为其行动付出了代价，有人被迫转所，有人被停止年检注册，他们的个体牺牲见证了整个中国律师业的职业化进程。因此，本文的主要意义并不在于推进实践，而更多地在于将干预、共生、动员三个理论视角引入中国法律职业研究，为理解其政治维度提供一个理论基础。

[25]事实上，自2000年代初网络论坛兴起至今，针对律师伪证罪以及司法实践中的其它实体和程序问题，全国各地的律师们就一直在媒体和网络上进行着不懈的批判和抗争，也在中国律师网互动社区等论坛上形成了跨地域的网络共同体。[24]在广西北海四律师伪证案、贵州小河涉黑案等焦点案件中，他们对司法过程中的种种实体和程序问题，不但在法庭上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护，而且善于利用媒体和网络进行揭露，在社会上造成了很大影响。

[28]Hualing Fu and Richard Cullen, Weiquan (Right Protection) Lawyers in anAuthoritarian State: Building a Culture of Public Interest Lawyering, China Journal 59: 111-127 (2008). [29]Ethan Michelson and SidaLiu, What Do Chinese Lawyers Want? Political Values and Legal Practice,pp. 310-333 in Chinas Emerging MiddleClass: Beyond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ed. C. Li. Washington, DC: BrookingsInstitution Press (2010). [30] Sida Liu and Terence C. Halliday, PoliticalLiberalism and Political Embeddedness: Understanding Politics in the Work ofChinese Criminal Defense Lawyers, Law Society Review 45: 831-865 (2011). 进入专题： 法律职业 律师 政治 集体行动 规范体制 。[7]鲁施迈耶认为，法律职业与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现代国家形成与资本主义扩张的相对时间顺序：在资本主义市场兴起早于现代科层制国家形成的地方（如英、美等国），国家对职业生活的干预相对较弱，法律职业在组织和工作方面都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中国的科层制传统历史悠久，虽然在20世纪几经政权更迭，但国家行政体制对社会的控制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日渐增强。那么，时至今日，中国法律职业的国家规范体制究竟是干预性的还是共生性的？未来的发展趋势又如何？我认为，我国近三十年来的法律职业发展史符合干预理论的基本判断，即在国家科层制早于资本主义市场形成时，法律职业的发展将受到国家的较强干预。

[19]刘思达：《割据的逻辑：中国法律服务市场的生态分析》，第8－9页。[9]德扎雷与加茨（Dezalay Garth）应用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社会理论对拉美和亚洲各国法律职业的比较研究也充分说明，精英法律人可以利用其法律与社会资本在政治舞台上扮演发言人（spokesman）、调解人（mediator）、办事员（clerk）等不同角色，与政治权力共存共荣。而在现代科层制国家形成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地方（如德国），国家对职业生活的干预则相对较强，有时甚至会把法律职业纳入国家的行政体制之中。根据动员理论，这些集体行动可以分成政治型和目标型两类，其中政治型律师主要从事两种行动：（1）与行业自治相关的针对律师协会和司法行政机关的行动。

政治型律师理论通过对于律师、法官等职业的跨国比较研究发现，法律职业天然具有政治属性，世界各国律师业的发展史虽然各有不同，但法律人对于温和政府（moderate state）、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公民权（citizenship）等政治自由主义（political liberalism）理念的追求却十分相似，从某种意义上讲，法律职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为政治自由主义而奋斗的历史。中国法律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如何改变这种失衡状态，而这就将本文的讨论转向了法律职业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

在英国和许多其它地方，法律职业与国家的共生具有相对平衡的权力关系，而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语境下，国家规范体制的权力远远强于法律职业，因此二者之间的共生关系更多地表现为职业对国家的依附，是一种失衡的共生。在1980年代，中国律师业的国家规范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干预理论中科层制国家形成早于资本主义市场发展的极端例子。

共生理论则反对这一假设，认为现代社会中的职业和国家起源于同一历史变迁过程，职业自主性的确立与国家科层制的形成具有共生关系。可见，维权律师并不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学术概念，而只是媒体、社会公众乃至国家给律师业内某些个人和群体所贴的标签，如果使用不当，在学术研究中会造成许多混乱。

北京科创板上市企业募资总额全国第二

2020高交会：未来城市到底有多“智慧”？

金融市场流动性与监管动态周报

影像学

去年规上工业利润增4.1% 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增长快

以数字化引领行业变革：AVEVA 剑维软件举行“论剑 2020 行业领袖峰会”

修美乐一年卖140亿美元，打破立普妥的销售记录

为什么说日本医疗体系是个好榜样？| 奇点识局

我国网上零售额突破10万亿元

国外医疗：脂肪肉瘤新药获FDA优先审批